究竟谁在“非学术的关注”？
林超民教授在其大作《云南与内地：和谐共融的整体》中指出：“现在，杨斌的博士论文以《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出版。在一些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中间引起非学术的关注和盲目的轰动。”不妨稍加说明。 首先，本人的博士论文完成于2003年底2004年初，答辩于2004年8月；随后以专著的形式出版（2008年电子版，2009年传统纸本）。《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是八旗文化请人翻译的繁体中文版，如林文在其开始便指出。需要提醒的是，根据国际学术出版规定（以及本人签订的出版合同），出版社而不是作者本人享有所有版权，八旗文化向原出版社购买了繁体中文版权，请人翻译出版。翻译出版这件事情，本人直到繁体版出版前两个月才知道。其中引用文献以及文字的错讹，已经由潘先林教授一一指出，笔者再次对潘先林教授表示感谢。事实上，笔者即使有机会审读最后的校样，有些错讹也是无法找出的。 其次，林超民教授断言：《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在一些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中间引起非学术的关注和盲目的轰动。” 这个断言值得斟酌。为什么呢？因为林文开始已经指出：2022年4月9日，由云南大学民族与边疆学部主办的“我们一起阅·探”系列学术活动第二期在线举办“何以边疆？何来中国？”研讨会，邀请到来自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与国际关系学五大学科背景的知名学者，云南大学民族政治研究院教授周平担任主持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李大龙、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关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张振江担任与谈嘉宾。这次活动围绕《流动的疆域：全球视野下的云南与中国》《海贝与贝币：鲜为人知的全球史》展开讨论。
“何以边疆？何来中国？”这一线上研讨会的确吸引了不少人参加，“线上平台参与人数达到2.7万人次” （http://www.news.ynu.edu.cn/info/1103/27806.htm）。因此，说此书得到一些关注也不算夸张，笔者亦深有荣焉。但这些关注，是否就是林超民教授所强调的“非学术的关注”乃至“盲目的轰动”？ 以“何以边疆？何来中国？”这一线上研讨会为例。除了笔者（当然属于“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之外，如林超民教授已经指出，这个研讨会邀请到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与国际关系学五大学科背景的知名学者”。这五位教授会前认真准备，会上均有长篇发言，会后又整理、修改发言稿，形成书面文字，并已经交于云南某学术刊物，本来计划在下半年发表，这可以算是关注吧？那么，他们的关注，是否属于林超民教授强调的“非学术的关注”呢？他们又属不属于林超民教授指称的“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 呢？ 退一万步说，如果北京大学的马戎教授、暨南大学的张振江教授、以及云南大学的周平教授和关凯教授属于林超民教授指称的“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那么，既参加“何以边疆？何来中国？”研讨会又参加林超民教授主持的对《流动的疆域》批评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李大龙研究员应该不属于林超民教授指称的“不了解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云南历史一知半解的人”了吧？因为林超民教授在他的大作中指出：“李大龙与潘先林的文章，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及云南作为中国西南边疆的历史，对于廓清在云南历史上诸多歪曲事实、制造混乱、混淆是非的谬误是十分及时，也是十分必要的。”
林超民教授指出：“实际上，杨斌的书除了不断重复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政客、学者的陈词滥调外，哪里有什么创新，更谈不上‘独树一帜’！” 这个断言，可以说对笔者和拙作狠狠地打了一棍子，是否公允，笔者不愿意陷入空洞的争辩。不妨看下林超民教授从历史资料角度对本人的批评：杨斌所用的历史资料主要是方国瑜主编的十三卷的《云南史料丛刊》，也使用云南地方志资料。不过他说：“云南的方志最早出现于明代，但多数编纂于清代，正值云南华化渐入佳境的时期。”这是明显的无知与错误。只要稍有云南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今存西南最早的方志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南中志》则是记录云南史地的志书，唐代樊绰的《云南志》（蛮书）则是现存云南最早的志书，元代则有李京的《云南志略》。这三本志书都收入《云南史料丛刊》，说明杨斌连《云南史料丛刊》都没有认真读过。或许，杨斌为了说明云南是在清代才开始华化的理论，故意掩盖早在晋代、唐代云南就有中华传统的地方志书，而这些地方志正是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林超民教授的批评，关键就在于云南地方志的编纂从何时开始这个问题。拙作在介绍使用的材料时谈到：“方志对于本研究是很重要的，方志是儒家意识型态的产物，一旦中央行政管辖实施于地方，方志的编辑便会随即开始。云南的方志最早出现于明代，但多数编纂于清代，正值云南华化渐入佳境的时期。经由方志，我们可以明晰地方习俗如婚礼、节庆等仪式，是如何在儒家意识型态的推展下而改变。”云南地方志的编纂始于元明时期，形成于明代，以几部省志为标志，续以较多的县志；清代则出现了普遍性的县志。这个过程，在十三省中是相对比较晚的。 那么，《华阳国志》是不是云南的第一部方志呢？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林超民教授说：“只要稍有云南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今存西南最早的方志是晋代常璩的《华阳国志》，其中《南中志》则是记录云南史地的志书”，但此处他自己也没有断言《华阳国志》就是云南最早的方志。樊绰的《云南志》（蛮书）是关于南诏的记录，从广义上说，当然是关于云南的方志，但樊绰本人有没有到过南诏是个疑问，何况樊绰的主要材料来源于他人的观察与书写，这和中原王朝地方志的编纂是有区别的。元代李京的《云南志略》现存内容很少，主要介绍了云南非汉人族群的社会风俗，这虽然属于方志的内容，但恐怕也很难说是云南的方志。 因此，笔者上述的说法虽然不够严谨确切，亦并无大错，被林超民教授抓了辫子，是否属于林超民教授所谓的“明显的无知与错误”，请读者自己判断。林超民教授以此指称：“杨斌连《云南史料丛刊》都没有认真读过”，笔者不敢反驳；但林超民教授进一步推论：“或许，杨斌为了说明云南是在清代才开始华化的理论，故意掩盖早在晋代、唐代云南就有中华传统的地方志书，而这些地方志正是华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这完全是栽赃，因为笔者从来没有说过“云南是在清代才开始华化”。大概林超民教授可能、也许、未必通读了拙作，亦未可知。
拙作的一个用意是以“全球视野”来研究云南与中国。关于全球视野，林超民教授有其独特的理解。他说：指出：“什么是‘全球视野’，就是用西方的眼光审视云南与中国，就是否定云南是中国的一部分，把云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所谓‘东南亚的中心’，”“完全颠倒、歪曲、篡改了云南与中国的历史，这不是创新，而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老调重弹。”笔者小心琢磨，林超民教授关于“全球视野”“就是西方的眼光审视云南与中国”云云，应该不是在谴责学界采用的“全球视野”，而是特指笔者采用的“全球视野”。但这顶林超民教授扣上的大帽子，笔者不敢接 ，恐怕学界谁也不敢搭话。所谓“世界视野”并不是现今才有的，中国的史家的“天下观”就是“世界视野”。所谓“天下”就是当时人们所认识的人类所居处的最大地理范围，具体说来。“天下”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四方是恒无际涯的。四方有“万邦”林立，华夏居中。《流动的疆域》并没有使用“世界视野”这个词，因此，林超民教授谈到的“所谓的‘世界视野’”应该就是拙作所采用的的“全球视野”。林超民教授认为：中国史家的“天下观”，就是“世界视野”；天下就是东南西北“四方”，四方是恒无际涯的；四方有“万邦”林立，华夏居中。这样的天下观，即使我这个对中国历史一知半解的人，都非常熟悉了：这就是以华夏为中心的视野，以华夏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以华夏为中心的文化投射。这种天下观，虽然带有跨区域跨文化跨族群的特点，似乎和学界倡导的“全球视野”异曲同工；但它本质上属于单方面的立场、角度和视野，与全球视野强调跨区域跨边界的、平等的、灵活的、互动与交流是背道而驰的。全球视野的交流、互动、交融，并不是从中心到边缘的等级性放射。天下有多重涵义。一是指没有地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的自然界；二是指全世界；三是指人世间、社会上；四是指四海之内；五是指全中国。作为中国的“天下”，就是华夏居中与四方的蛮夷戎狄共处共和。作为世界的“天下”，就是五洲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总的说来，林超民教授认为，传统的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观，就是世界视野，因此，全球视野就是多余的了；或者说，这个天下观可以取代全球视野。然而，无论他的天下有几层意思几重涵义，他的天下依然还是“中国的‘天下’”，依然还是“华夏居中与四方的蛮夷戎狄共处共和”；而全球视野并不仅仅以华夏为中心，更不天然地以华夏为中心。全球视野的提出与倡导，是在反对、批评欧洲（西方）中心论中产生的，升华的；而它传播与应用于中国，更重要的地方使命就在于批评反思中国历史书写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正因为如此，林超民教授的“天下观”，恐怕很难被接受为“世界视野”。
以笔者狭隘的眼光来看，林超民教授的文章断言多于分析，分析缺乏逻辑，充斥着扣帽子、抓辫子、打棍子的恶习，基本上属于“非学术的关注”。这种“非学术关注”的恶习，对于某些在某个时期成长起来的老人家，是非常熟悉的，用起来也得心应手；但笔者坚信：这不是方国瑜先生教导的手法，更不是方国瑜先生培养林超民教授的目的。